“潜规则”里的曾国藩
游宇明
在晚清，曾国藩算得上是个清官，他以两江总督兼湘军统帅之尊，手握数千万两白银的军费，死后仅给家人留下一万八千两银子，这种数额不到两江总督之职一年的养廉银。然而，有一点我们可能想不到：曾国藩律已严格不假，但对官场的某些“潜规则”却也身体力行。
人治社会，人脉被视为升官、发财、出名的基本资源，想让人脉关键时候顶得上去，平时就得不断创造利益关联。曾国藩深知这一点。他做了地方官之后，特别重视给京官送礼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十二月，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：“同乡京官，今冬炭敬犹须照常馈送。”在这方面，每年要花数千两银子。同治七年（1868年），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，出发之前，身上带了一张二万两的银票，就是为了给京官们送“别敬”。此时的曾国藩已离京多年，那些与他有点沾亲带故关系的穷京官，眼睛早望成了一条长城。他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自己如何“核别敬单”，“定别仪码”，“定分送各单”。给曾纪泽的信中，他这样说：“余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，三江两湖五省全送，但不厚耳”。一万四千多两银子，相当于今天两百多万人民币，曾国藩依然觉得“不厚”。可见给每个京官送多少钱，礼轻、礼重是什么样子，他心里早有一杆秤。
曾国藩也颇能容忍胥吏的敲诈勒索。清代由朝廷任命的官员数量很少，而且这些人是从科举里爬出来的，熟读经书、诗文，却对专业一窍不通，这就形成了清国特有的胥吏制度。胥吏虽然是懂得专门事务的人，但他们是衙门里的“临时工”，朝廷既不给编制，也不发工资。然而，人总是要生存的，遇事敲一把也就成了胥吏的入门功课。曾国藩打仗多年，花了三千多万两银子的经费，军费虽是自筹的，却也是依赖朝廷开政策口子，本质上还是属于使用公款，向朝廷报帐理所当然。想报帐，得经过胥吏这一关。将胥吏打点到位了，他们心情好，即使帐目不合规矩，也能顺利过关；将他们惹毛了，你的帐目做得再漂亮，他们也有办法吹毛求疵。在此次报销前，曾国藩就托李鸿章进京打听一下户部打算要多少“部费”，得到的反馈是近四十万两白银。四十万两白银实在太多了，不便筹措，做帐也是个问题，曾国藩只好命江宁布政使李宗羲托人请户部办事者吃吃喝喝，联络感情，最后双方商定的“部费”是八万两。正在此时，皇太后的批复到了，说是念在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、捻军的份上，且其军费多为自筹，同意他们免于审核，直接报销。曾国藩对此感激涕零，给儿子写信说：“真中兴特恩也。我朝酬庸之重，以此次最隆。”既然免于审核，直接报销，等于无需再经胥吏之手，“部费”可以不送，然而，为了下次办事方便，说好的八万两银子的“部费”，曾国藩还是一分不少地给了。
曾国藩之所以遵守官场上的潜规则，自己当清官，却不要求别人同样廉洁，有想做圣贤之人的考虑在内。韩愈说：“古之君子，其责己也重以周，其待人也轻以约。重以周，故不怠；轻以约，故人乐为善。”在儒家看来，一个人严格要求自己，是修身与让家庭安全的需要，是留名后世的基本方式，如果对别人过于严苛，则可能失去宽容。曾国藩既然有意做圣人，自然也会研究前人的为人处世之道。
清代是个高度糜烂的社会。京官大收“冰敬”、“炭敬”、“别敬”，利用调配人财物的权力谋取私利。地方官更更是收受陋规成风。欧阳兆熊、金安清《水窗春呓》里详细记载了各级官员一年可以收到的陋规数目。比如总督以两江为最，一年可收陋规三十万两白银，次则两广、四川。巡抚这一级是两广地区最有油水，一年可达白银十万两，其余则是浙江、江苏；布政使是江浙灰色收入最多，一年有五六万两白银，其余是四川、陕西、山东、山西。有时经济活跃地区的道台也能年收二十万两白银。大官如此，小官也有自己弄钱的路子。史载： 有管粮权的官员接手一个地方，会向上级报告说官仓中的粮有霉变，要求降价出售，一万石、两万石、五万石不等。上级批准后，地方官员会将这些粮以正常价格卖出，交给国家的就是打折款。清时粮食部价一石一两，官员卖出两万石本来有两万两银子，但官员只须拿出七八千两给商人生息，其余的统统装进个人腰包。身处这样的污浊中，曾国藩只有三种选择：一是像和珅一样，不管国家、民族变成什么样子，自己狠狠捞上一把再说；一是像海瑞一样，自己清廉还要求别人干净，然后被同僚与上级一次次收拾，终生郁郁不得志；一是自己洁身自好，但不要求别人也同样这样做，有明规则的地方按明规则干活，有潜规则的地方按潜规则走路。第一种人是想做圣人的曾国藩所唾弃的，第二种人是渴望出人头地的曾国藩不敢选择的，于是他便只能做第三种人。
我这样说，绝无为走入“潜规则”的曾国藩辩护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在一个高度糜烂的社会里，要做一个完全冰清玉洁的人真的很不容易，即使像曾国藩这种有心向善的官员也只得变得圆滑。想让一个社会清清爽爽，唯一的办法是用无所不在的政治“监控器”看守权力，使官员时刻面对民意的阳光。
